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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板块股票」深化绿色金融改革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访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NPC代表郭新明

新明,中国人民银行,绿色,南京,党委书记,行长,分行,改革,代表,金融,发展,NPC时间:2021-04-10 08:46:04浏览: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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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绿色金融是中国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继续深化金融业开放、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动力。关于如何深化绿色金融改革,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在“两会”前夕,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全国人大代表郭新明。

郭新明告诉记者,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迅速,绿色金融政策和制度不断完善,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区域绿色金融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绿色金融的重要倡导者和领导者。2020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力争到2030年实现碳峰值,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新进展”被写入“十四五”计划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服务碳峰化和碳中和战略部署,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金融业自身承担的重要使命,也为金融业带来了发展机遇。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可以充分发挥金融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功能,为应对气候变化、控制环境污染、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和综合金融服务,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挥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

郭新明坦言,基于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发展目标,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货币政策和审慎管理在支持绿色和低碳发展方面仍有希望。2016年以来,我国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体系和绿色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了实现“30.60目标”,各部门加大了对发展绿色金融的支持力度。2020年7月,成立总规模885亿元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10月,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完善金融监管政策、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支持和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气候友好型绿色金融产品等措施。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正在修订《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将传统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项目纳入支持范围,增加气候友好型项目。同时,货币政策工具和审慎管理框架在加强对低碳投融资的引导和激励方面仍有较大的政策空间。需要结合碳峰值和碳中性目标规划和设计政策,以增强绿色金融市场的内在吸引力,将金融资源导向绿色和低碳发展领域,增强金融体系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

第二,地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2017年,中国启动了“自下而上”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基层实践,在6个省(区)的9个试点地区开展了不同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践。通过生态资源的有效转化、科技赋权的大力支持、中央政策的共同努力,实现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发展,部分试点地区的改革经验得到了部分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北京、深圳、宜兴、江苏等非试点地区也在绿色资产交易、地方金融立法、电线电缆行业和环保设备制造业绿色标准制定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各地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热情很高,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增量扩大需要进一步加快。同时,试点地区建设要围绕碳峰化、碳中和等重要战略部署,动态调整和补充改革任务,进一步提高试点地区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的速度和质量。

第三,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碳排放交易被认为是通过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政策工具。政府部门控制碳排放配额总量,使纳入市场的排放控制企业受碳排放配额约束,进而引入交易机制,通过碳排放配额交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挥节能减排的市场激励作用。早在2011年,国家发改委就确定了北京、天津、上海等7个碳交易试点省市,并于2013年陆续启动碳排放交易;2017年12月,宣布启动全国碳市场建设,该市场仅在初期纳入电力行业,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然而,在实践中,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推进并不尽如人意。近年来,工作主要集中在探索碳市场的相关原则,如计算行业排放基准值、收集和核实企业历史排放数据等。迫切需要有效解决碳核算方法不完善、碳排放交易政策框架不完善、碳市场国际地位低下、市场机制不健全等棘手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碳市场的金融化程度普遍较低。金融机构虽然先后开发了跨境碳资产回购、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碳债券、碳基金等产品,但大多具有示范性质。首次交易后难以进一步推广;而且流动性弱,专业投资者群体不发达,缺乏长期资金支持,区域发展不平衡,难以有效满足排放控制企业的碳资产管理需求。

第四,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框架亟待完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气候和环境信息披露是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国际惯例来看,2015年12月,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成立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提出的信息披露建议成为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框架,得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1000多个机构支持者的积极响应。中国部分金融机构正在参照TCFD建议开展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工作,制定工作计划和行动计划,信息披露标准制定工作进展顺利。但总体而言,我国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框架的构建仍处于探索阶段,披露主体主要集中在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的行业和领域,覆盖面相对有限;披露内容大多是对环境政策、方针、概念等的定性描述。,难以充分体现碳中和的要求,尤其是对大多数企业披露碳排放和碳足迹信息的强制性要求;披露标准不统一,企业与行业之间环境信息披露形式、内容、频率和流程的可比性不高;信息披露成本分担机制的实践非常有限,大部分法律规定都是针对污染形成后对企业的处罚和处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基于上述原因,郭新明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服务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首先,以碳中性为约束,修订绿色金融的定义标准,包括绿色项目的定义和绿色债券的评估认证标准。第二,创建碳减排支持工具,如再融资项目,支持绿色低碳项目。以市场化、可持续的方式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碳减排项目提供融资支持;符合碳减排要求的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将纳入支持范围。三是将符合条件的绿色资产纳入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的合格抵押物范围,业绩好、绿色资产质量高的银行可以向央行借入成本较低的资金。第四,逐步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鼓励金融机构利用气候和环境风险压力测试、情景分析等工具和方法进行气候和环境风险评估,不断提高防范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

其次,从点及面全面深化绿色金融改革。一是深化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结合“30.60目标”,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改革创新任务,如构建气候转型风险防范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支持低碳转型的产品和服务等。加强各地绿色金融改革经验交流,加快推广可在全国试点地区复制推广的经验和做法。第二,推进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增量扩张。加大激励力度,及时增加国家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数量,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改革、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积极性。第三,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出台地方绿色金融法规,推动金融支持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鼓励有条件和意愿的地区率先提出碳中和目标。

第三,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构建多层次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一是扩大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积极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鼓励机构投资者增加绿色债券认购比例。二是探索和推动绿色证券化产品和绿色资产管理产品的开发,支持证券基金及相关投资行业开发绿色投资产品,更好地履行ESG职责。三是开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绿色保险产品,通过保险产品定价促进气候风险内部化;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完善应对气候变化重大风险的巨灾保障体系。四是研究推动合格绿色金融资产在中国跨境交易,创新“一带一路”绿色证券化产品;鼓励境外机构发行绿色熊猫债券,投资境内绿色债券,为境外投资者在交易账户的设立、交易、登记、清算和资金交换等环节配置境内绿色金融资产提供便利服务。第五,鼓励可持续投资理念,吸引更多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绿色产品,不断扩大绿色金融市场参与者。

第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大力推进碳市场建设。第一,进行碳核算。建立和完善碳核算方法和数据库,构建国家碳核算体系,提高碳核算的准确性、权威性和透明度。二是建立健全碳市场交易机制和规则,不断完善碳资产的会计确认和计量,推动建立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MRV)系统。第三,合理控制碳排放配额总量,确保碳市场流动性。优化碳市场定价模式,科学配置初始碳排放配额,积极争取国际碳市场价格的主导力量。第四,在风险可控的原则下,研发与碳排放权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碳金融产品体系分层次发展,首先积极推进碳配额质押信贷业务,然后在碳交易项目实施中尝试提供碳信用、碳风险管理等金融服务;不断丰富碳金融衍生品,先试点碳远期、碳掉期等场外产品,再逐步推进碳期货、碳期权等场内产品的开发。逐步扩大交易主体范围,支持金融机构有序参与碳市场交易,适时增加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参与碳排放交易。

五是完善气候环境信息披露框架,建立强制性、市场化、法制化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是根据“碳峰化”和“碳中性”目标,修订完善与气候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法规、管理措施和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包括披露主体、披露内容、监督管理等一系列信息披露要求。第二,在完善碳核算的基础上,加强碳排放和碳足迹等信息的披露,为碳峰值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第三,推进气候环境信息依法公开。建立健全上市公司和发行人气候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加强对金融机构披露气候和环境信息的强制性要求,披露金融机构对高碳资产的敞口。四是推进国家统一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和基础环境信息数据库建设,覆盖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环境相关信息和数据,实现共享、管理、评估等在线服务。第五,优化气候环境信息披露的激励约束机制,根据披露质量引入问责惩罚或财税激励等措施,探索构建气候环境信息披露成本分担机制。

附件:

NPC副手郭新明:

应修订《企业破产法》,推进破产法律制度的现代化

“两会”前夕,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新明。郭新明告诉记者,在今年的两会上,他将提交《关于修改企业破产法,增设金融机构破产专门章,推进破产法制现代化的议案》。

关于为什么提出这个建议,郭新明代表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健康、优质发展。经过努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取得巨大成就,金融发展进入新阶段。然而,金融业面临的新任务仍然非常繁重。“十四五”计划以“不断完善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体制机制”为主要目标,提出了“完善金融风险防范、预警、处置和问责制度”的要求。《中国法治建设规划(2020-2025)》也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等紧迫的法律法规作为重点立法内容。全国人大启动《企业破产法》修订工程,纳入五年立法规划,是实施“十四五”计划,开启立法现代化新征程的必要举措。

郭新明对记者表示,根据“十四五”计划“坚持制度理念”的原则,为加强统筹规划和整体推进,应修改《企业破产法》,增设“金融机构破产”专章,引导专门金融法规的破产规定,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构建系统完整、和谐统一的现代破产法律体系。

至于为什么要修改《企业破产法》,增加“金融机构破产”的专门一章,代表郭新明向记者列举了三个理由。

第一,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是金融业推进现代化、实现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一个容易发生危机、可能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业。立足新的发展阶段,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金融业面临着如何落实新的发展观,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保持创新与监管、改革与稳定、市场与监管、效益与安全的动态平衡等重大问题。这不仅需要总结国内外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还需要不断探索和把握金融发展的规律,建立和完善适应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有序金融竞争机制,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质量和发展。国内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应对金融机构风险方面有着成功的经验,即根据金融机构的规模和系统重要性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比如随着处置方式的差异化,建设全损吸收能力、压力测试、加强监管、制定充分的计划等措施。主要用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必要时使用公共资金。对于中小机构,采用破产清算等市场化退出方式。近二十年来,在美国倒闭的近600家银行中,中小机构的数量占到98%以上,资产占比不足40%。再比如利益相关者客户保护的差异化,国家对中小金融投资和消费者权益实行特殊保护制度。以银行业为例,我国存款保险覆盖存款不足50万的存款人,占全部存款人的99%以上。但在这些有特殊保护的金融业务领域,如果没有市场自律监管的有效激励和约束,市场往往会因为过度的价格竞争而出现金融机构甚至经济实体之间金融资产配置效率低下的现象。我国部分地区和行业存在一定比例和数量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各种涉及金融机构债权的市场风险事件明显增多。2016年以来,在中国,只有P2P网贷被关闭,有问题的机构超过6000家,小额贷款公司减少了近1600家。但是,社会乃至监管部门理解金融机构可以“立”、“退”、“不破”,依靠国家的底层,这还是很常见的。针对这些问题,大多数金融机构采取金融风险处置措施,几乎不进入破产程序,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无效。让一定数量的有破产原因的机构在形式上退出市场,但实际上债权债务并没有得到公平有效的清理,留下了很多可能发酵成风险事件的隐患,不仅会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预期和顺利运行,还会造成道德风险。一个缺乏对破产风险的适当意识和压力的金融市场至少是不活跃和不健康的。容易积累深层次风险,导致事件甚至危机,难以培养有竞争力的高素质市场主体,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遵循金融发展规律,加快构建金融发展新格局,建立健全进与进、退与破、有序竞争、充满活力的金融机构体系。健全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是关键环节之一。

其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是国家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和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上世纪末以来,大规模应对金融风险的国际治理实践主要是应对美国存贷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大量金融机构倒闭退出市场。同一时期,我国金融风险管理的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针对金融“三乱”集中整顿金融秩序的阶段。主要采用关闭、停止、合并、转移等方式。,清理和撤销一批非法批准的金融机构和未经批准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第二,从本世纪初到十九大,大规模处置证券、信托公司等高风险金融机构。主要通过撤销、停业整顿、接管、托管、重组等方式处置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积极探索构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第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长效机制建设阶段。主要原因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将其纳入三大战役,坚持分类政策,按照市场化和法治化原则,及时制定和完善一系列与金融风险处置密切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 实施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对部分存在风险问题的中小金融机构依法采取风险处置措施。 自2019年以来,金融监管当局采取了接管和重组包括宝商银行在内的十几个不同类型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处置措施,并使宝商银行等一些有破产原因的机构破产。对我国三个治理阶段的深入分析表明,金融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形成了一些非常鲜明的趋势和特点:首先,在治理理念上,从被动的“治理”到主动的“预防”,然后积极运用发展的眼光和方法,全面采取预防、控制、化解等手段进行全面系统的治理。第二,在治理手段上,从主要依靠传统的行政手段逐步发展到采取审慎监管、风险处置等更加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措施,更加注重市场化法律手段的运用。在积累大量金融风险行政处理经验的同时,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做法,探索将破产程序引入导致破产的金融机构。三是在治理内容上,从关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案例,发展到更加深入地分析金融机构风险成因,更加注重法制和长效机制建设。2020年,我们将进一步提出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是识别、预防、控制、解决和处置等各种金融风险管理环节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是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和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是构建统一的现代破产法律制度的必然立法内容。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从立法上看,主要是由《企业破产法》,特别是第134条关于金融机构破产的特别规定,《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破产清算与重组条例》、《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存款保险条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保险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然而,由于历史和时代的限制,与国际先进经验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的模式指南相比,现行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 在整个破产法律体系中,金融机构并没有被赋予破产的决定性地位和特殊的应对操作性,这与金融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二是立法体制断裂。主要表现在:从句零散、内容不全、形式重复、应用上难以统一。第三,规则设计落后。大多数法律规则制定较早,落后于实践的需要,不符合现代立法规则的设计要求。这一点在《企业破产法》中特别具体:鉴于金融机构相对于普通企业而言具有的公共性、利益相关者性、风险外溢性等特点,对金融机构的概念和范围没有具体界定,以至于难以确定非银行支付机构和地方7+4金融机构是否为“金融机构”。未能对金融机构破产原因适用更高水平的金融监管标准,不利于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于风险处置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序衔接、个人债权和高级管理人员劳动债权的清偿顺序、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消费者投资权益保护基金的地位和作用、更专业的破产管理人等,没有特别规定。对金融交易结算的终结、净额结算系统的终止等金融基本制度没有法律安排。因此,有必要对《企业破产法》进行修改,补其短板,扬长避短,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为构建统一的现代破产法律制度创造条件。

基于上述原因,众议员郭新明还提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在立法路径上,对《企业破产法》进行了修改,增加了“金融机构破产”的专门章节,以指导法律法规对分业经营的破产规定。早在2018年,全国人大就把修订《企业破产法》作为五年立法规划中的重点立法项目。金融机构业务和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企业破产法》的一般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金融机构破产,但金融机构是企业,应适用《企业破产法》的原则性规定。因此,在《企业破产法》中增设“金融机构破产”专章,规定金融机构的破产原则及相关制度,指导分业经营的法律法规的破产规定,是一条更为合理可行的立法路径。这不仅有利于构建更加系统、完整、统一、和谐的现代破产法律体系,也有利于解决当前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的缺陷和不足,满足金融机构对破产规则的特殊需求,梳理和完善金融单行法规的破产规定,适应各类法律的趋势,不断丰富金融机构的发展变化,预留立法空间,也是世界上广泛采用的立法路径。比如美国,加拿大等。在破产票据中设立了专门的章节,规定了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的相关内容。《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明确在一般破产法中对银行、保险机构、公用事业公司和股票或商品经纪公司作出特别规定。

二是在立法机制上,建立与立法路径相适应的“双主导”工作机制。根据《法治中国计划》对全国人大领导立法工作的要求,建议全国人大指定专门工作委员会牵头成立领导小组,负责企业破产法的修订工作。在这一机制内,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起草银行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政府等牵头,专门起草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成立了。负责梳理地方政府负责执行的各项业务条线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需要通过《规则设计》专章解决的共性问题,考虑各类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在做好立法统筹的前提下,适当增强金融机构破产法律规范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企业破产法》增加的“金融机构破产”专章统一规定了各类金融机构破产的一般规则和个别机构破产的一般原则,包括系统内重要机构、上市机构、金融控股机构、中小机构、国有机构、跨境机构等。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在法律法规未规定的条件下,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制定各类金融机构破产的细则,以《企业破产法》及其“金融机构破产”专章、专门金融法律法规的破产规定、各类金融机构破产实施细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为基本架构,建立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框架。

第三,在立法内容上,侧重于应对金融机构破产对法律制度的特殊需求。首先,它体现了立法目的的包容性。设定《企业破产法》的立法宗旨,单独制定与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在“金融机构破产”专章中统一金融宏观审慎、安全稳定、微观程序、公平平等的要求。第二,它体现了适用规则的统一。明确《企业破产法》及其“金融机构破产”专章、专门金融法规的相关破产规定、程序和实体中的申请顺序、冲突解决、空白填写等。三是在适用范围上体现可操作性。通过列举、一般定义、授权确认等方式。、金融控股公司、非银行支付机构、地方7+4金融组织等新兴机构纳入《企业破产法》“金融机构破产”专章适用范围。第四,资格体现在申请主体上。可以考虑以数量、金额、比例限制债权人的申请资格,在一定条件下授予金融机构股东申请资格,使金融机构及其债权人和股东获得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作为向法院申请破产的条件,明确金融监管部门申请批准的条件、程序和期限。第五,申请条件体现分离。提高符合金融监管标准的要求,授权金融监管部门依据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决策。金融监管部门决定时,主要根据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体系划分金融风险程度,明确相应的金融监管或风险处置措施,包括破产处置措施和适用条件。第六,它反映了监管干预的专业性。充分发挥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消费者投资权益保护基金管理机构的专业作用,明确金融监管部门、存款保险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和被保险人保护基金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破产清算中的职责和相关绩效要求。建立和完善政府、法院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联动机制,为金融援助、央行最终贷款和设立优先股预留操作空间和基础。第七,公示体现在清算顺序上。为不同于其他企业的金融机构设置统一单独的分配规则。主要包括利益相关者个人债权的特殊保护、破产前财务风险处置费用的承担、对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高管人员的劳动债权分配、获得金融消费投资权益保护基金或支付被保护债权后的清算顺序。第八,基础体现在支撑体系上。对金融基础系统进行专项法律安排,重点对金融交易结算的终结、网上结算系统的终止等金融基础系统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确保金融交易和结算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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