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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股份股吧」交通大学教授潘英丽:每个家庭减税近5万英镑势在必行

英丽,减税,势在必行,英镑,交通大学,教授,家庭时间:2021-04-08 07:10:57浏览: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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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最近接受了陆家嘴关于减税的独家采访。潘英丽教授认为,提高起征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税率要低,低收入家庭的所得税可以少交,以增强纳税人的意识。

同时,她指出,无论从家庭还是从企业来说,税收负担已经很重了,减税迫在眉睫。政府的财政职能需要从吃金融、投金融向有效提供公共产品转变。以下是她的要点。

家庭平均税负已超过5万元

金融学家高培勇最近在关于金融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了中国隐性税收制度的特点。90%的税收由企业征收,但这一税收负担最终转移到消费者和股东身上。企业不是纳税人,而是政府税收的载体。

除了增值税、所得税等各种税收负担外,企业和个人还要缴纳五险一金,占工资成本的40%~45%。由于产能过剩和外部需求收缩,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正在下降。相比之下,政府税率没有降低,但引入电子信息技术后,税收征管效率提高了很多。另外,营业税转增值税,实际上增加了很多行业的税负。企业普遍经营困难,举步维艰,难以为继。减税是当务之急,否则行业崩盘,系统性风险难以控制。

此外,高培勇提到,人均税收负担已达到15,000英镑,平均家庭税收负担已达到近50,000英镑。我查了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发现2017年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为14.436万亿元。如果考虑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即社会基金收入约6万亿元,这两项合计约20.6万亿元。如果13.8亿人平分,人均接近1.5万元。平均每户3.02人,平均每户4.5万元。如果考虑政府土地租赁等方式,可以获得6万多亿元的资金账户收入。总量27万亿左右,平均每户才5.9万元。可见,无论是从企业角度还是从家庭角度,税负都太高了。

为什么要减税?减税很可能不会减少政府的税收。这是拉弗曲线告诉我们的一种可能性。因为政府税收的规模不仅取决于税率,还取决于经济活动水平决定的税源。不减税,企业的家庭消费、投资和经营活动就不会稳步增长,企业的经济活动就会萎缩,从而导致税源的收缩。相反,减税促进私人投资和消费,经济更健康、更可持续。税源的增长足以抵消税率下调对政府税收的负面影响。目前可以判断税负过高,企业已经无力承担。这样就没人愿意做生意,经济增长放缓,税源流失,资本可能套现跑路。

因此,减税是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刻。

政府收入去哪里了?

政府收入,包括税收和土地租赁收入,去了哪里?总结一下三个类别:饮食、投资和支持管理控制需求。

中国的金融,也就是朱总理所说的“粮食金融”。粮食财政是维持公共部门的日常开支。后来增加了投资金融,政府支出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政府从事投资金融很容易理解。政府需要通过GDP的增长来体现自己的政绩,政府的税收也是由企业征收的。因此,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企业投资。政府先投资,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再让企业成为政府税源,形成GDP增长与政府财政的闭环。

三是行政控制成本。行政控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交易成本。政府征税,这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麻烦。企业在投资和做生意时,需要覆盖更多的章节,运行多个部门。与防止商业欺诈和机会主义、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相比,它是不到位的。

金融的四大功能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财政的四大职能:一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第二,促进市场一体化;第三,维护社会公平;第四,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资源的优化配置涉及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一些基础技术的开发。包括一些战略性产业发展,这需要政府创造基础条件。

市场一体化,我的理解是解决市场分割和地区之间的地区发展差距,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均衡发展;此外,我们需要解决市场外部性的问题。经济活动有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需要通过税收、罚款、惩罚等方式进行规制,限制或约束负外部性企业的发展。教育、医疗、科技创新等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需要政府的激励和支持。

需要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来促进社会公平。这种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是政府财政的重要职能。通过向高收入群体和富裕家庭征收更多的税收,补贴贫困家庭、下岗工人和保护残疾人。通过这些转移支付,贫富差距可以得到缓解。

第四项是国防和维护公共秩序。

转变政府职能已提上日程

政府需要从促进和保持增长转向有效提供公共服务。这需要推进金融改革。两个关键点:一是财务要透明,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花在哪里了?要清晰开放。二是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本义。为人民所用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取之于民,用之有效率,那么政府征税就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可以有效提升民众的纳税意愿。本来政府是靠投资拉动GDP增长的,但未来要靠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来体现政府的社会价值,弥补市场的不足。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新时期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足的问题的难点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如何从原来的餐食财政、投资财政和行政控制财政转变为高效的公共服务财政。

减税如何与政府职能转变齐头并进?减税需要减少支出,否则无法平衡。此外,在经济转型的艰难时期,显然需要债务来支持高效的公共服务供应。

中央与地方财税失衡

即使不减税,中西部一些地方政府也一直入不敷出。地方政府期望中央政府买单,欠下的债务期望转移到中央政府。因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是不平衡的。

过去,中央和地方税收各约为50%。目前地方政府占比约1-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占比约51%或52%。剩下的48%或49%是中央财政收入。然而,大约85%的财政支出是由地方政府支付的。在这里,35%的缺口一部分由中央政府征收,然后通过转移支付分配给地方政府。通常是通过发布项目来进行的。比如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都有相应的财政资金。

项目转移支付存在一些问题。地方政府的经济工作有两点,一是招商引资,二是“为钱跑部门”。找中央要钱要项目。中央政府也需要地方政府为项目提供配套资金,但这些项目不一定是地方政府最需要的,也最符合地方经济的比较优势。地方政府要给钱进去,完工后可能变成产能过剩,地方政府被套牢。比如中西部一些制造业项目和大量新城建设处于闲置状态。

地方政府30%以上的财政缺口部分由中央转移支付填补,另一部分由土地出让支撑。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通常占地方政府收入的40%左右,土地卖得好的时候甚至高达50%~60%。现在土地卖了,这块地方收入减少了。

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调整有两套思路。第一,让地方政府多征税或者提高地方税比例。第二,接受,即把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行政权力转移给中央政府。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应该为用于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的公共服务付费,以促进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和社会公平。目前,教育支出约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5%,中央政府仅占5%,95%由地方政府承担。这个结构不合理。目前,九年义务教育经费的70%由县政府提供。这必然导致区域义务教育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巨大不平等。义务教育由中央政府按人头分配,委托地方政府实施。比如外国人来上海,他们的孩子应该和当地居民一样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如果义务教育由中央统筹,大城市就会赶上人。有保障的基本医疗也应该由中央政府支付。相对于高等教育,艺术专业或者技校,可以扩大市场准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起征点提高多少不重要,税率低一些

至于个人所得税,高收入群体只有少数,一类是金融机构高管,包括投资者,另一类是从事互联网、电脑等高科技行业。娱乐圈也要整顿,涉及避税或者逃税。现在行业协会给指导价,演员以后工资也不可能多。这样的价格控制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中国工业化阶段已经结束。产业升级或新型工业化阶段是技术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人才、人力资本投资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中国要想大规模吸引国际人才和海归,就需要将工作所得的所得税降低到国际平均水平。通过我国创业环境的改善,允许民营企业更方便地设立民间投资基金,科技人才和金融人才愿意回归。香港个人所得税最高16%-17%,但我们的最高水平是45%。怎样才能吸引人才?在我看来,为了吸引人才,中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的上限应该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提高起征点的建议很多,比如5000,7000,或者10000。起征点提高多少不重要,最低税率更低。低收入家庭的所得税可以少交,但要培养他们的纳税人意识。我们购买的商品都交了税,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少关注政府的收支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政府好像和我们家没关系。事实上,在税负高的背景下,企业以次充好,造成产品质量差,这可能是产能过剩背景下税负转嫁的新形式。

所以个人所得税最重要的还是税率,税率分类要简单。现在有七个年级,其实三年级就够了。低档税率较低,主要需要培养纳税人意识。高档税率需要具有国际竞争力,容易吸引人才。

最近,许多企业家,如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蒋锡培,建议政府下定决心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企业所得税税率现在是25%,美国的减税幅度从30%调整到20%。也要调整到20%左右,高新技术企业也要相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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